原标题：生活中的文学 一 写作者的基本功是阅读。 读书讲缘分。我们最初的阅读，是我们选择书，但是读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就是书选择我们。因为我们建立了自己的阅读磁场。那些适合读、需要读的书，就像鱼儿一样从天南海北摇头晃脑地游来。我觉得，一个写作者，最好能建立自己的阅读“根据地”，其中有几个喜欢的作家，有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。 我出生在一个小镇，小镇上当时没多少书可读，只有一个小土楼里面存着那个年代被称为“四旧”的图书。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想尽各种办法，“飞檐走壁”翻到这个楼上去，把里面的书“偷”出来读。今天你看这本，明天我看那本，大家交换着读。有一次，我拿到一本书，白天看，晚上看，上课还看，结果被老师发现，没收了。 这本书正看得带劲呢，没收了，让我寝食难安，连夜里睡觉也想着它。当时，我只读故事，没有记住书名，好在作者的名字我记住了第一个字。那个字我不认识，右边一个“它”，左边一个双耳旁，我就把那个字叫做“它的左耳”。以后10多年，我都在找这个作者的书。直到后来参军，开始写作了，我在河南安阳图书馆终于找到了“它的左耳”，才知道那个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我已经记不清被没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本书，所以但凡是他写的书，《罪与罚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》等，我都读了。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缘分，好像有一种力量，故意给我制造了一个悬念，让我去寻找。 我读书的第二个体会，是精大于多。我不反对博览群书，但反对读书“跟风”。当我们拿到一本书，首先要判断这本书喜欢不喜欢，适不适合读，能不能读懂？若读不懂，哪怕大家都说好，那我们读了等于没读，就应先放放。 关于如何选择书？著名编辑崔道怡曾讲过四点：一是引人入胜。读一部作品，要看作者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带入到作品情境中。二是动人心弦。翻开一本书，我们读得心里一动、心头一热，要么热泪盈眶、要么会心一笑，才会往下看。三是发人深省。小说是讲故事，并在故事里面蕴含着理想、信念、价值观等，好的作品甚至还有启蒙、启示的作用。四是耐人寻味。好的作品让人百读不厌，每读一次，都会有新的发现和体会，让我们能透过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。 我曾经用两则童话来表达我的文学观。一个是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那把火柴就像是文学作品，火柴点燃了光，光里有慈祥的祖母和香喷喷的烤鹅，这就像是我们的文学理想。说到底，我们人类都是那个小女孩，别看我们今天生活得很好，但我们面临一个永远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是早晚会死亡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当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、那个问题，还会有新的问题，你永远是处在“黑暗”“寒冷”当中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文学。文学是悲悯的事业。 另一个是安徒生的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。大家都在吹捧皇帝的衣服多么漂亮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孩子说，瞧，他什么也没穿啊。我们的作家、艺术家有这个责任，讲出真相，事件真相、人性真相、灵魂真相。 我们看一本书，对它进行判断，看它是仅仅讲一个故事，还是在揭示人性，或是表达一种情感？我觉得，越是直击人心的作品，越是往灵魂深处走的。它不是仅停留在故事层面，而是让人心刺痛了一下，禁不住想，“哦，人性原来是这样的”。文学创作应当有这样的追求。 二 一个写作者，除了建立阅读“根据地”，还应该建立生活体验“根据地”，有意识地在某个领域深入地扎下去。 生活是故事的源泉。有人说，谁没有生活？我们现在就在生活。但生活和体验生活是两回事。对于写作者而言，生活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就是观察。生活和日子不同。生活是主动的，写作者要去感受生活、进入生活，观察生活的细微之处。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，发表获奖感言时说：“为了创作《宝水》，我‘跑村’也‘泡村’。”我理解，“跑村”是为了积累素材，“泡村”就是深度体验生活，从日常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捕捉细节，发现文学价值。她的《宝水》我一看就喜欢，有种亲切感，因为我在太行山下生活了十几年，我认识那里的山川河流，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，她写的就是我熟悉的太行山。 根朝下扎，树往上长。我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军事题材作品。在军旅生涯的早期，我一直在基层工作，当过炮兵、排长、连长、团副政委，还曾一头扎到前线，当侦察兵。那一年我写了6部中篇小说。后来有记者问我，一年之内写了那么多小说，动力是什么？我说：“因为怕死。在前线，我一定要抢在那颗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，把小说写完，要写一个好的结尾。这就是我的动力。” 很多写作者苦恼不会编故事。小说确实需要讲故事，故事是小说的血肉。故事从生活中来，就看写作者有没有一双慧眼、一颗敏感的心。写作者要能随时随地抓住一件事，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，擦亮它、放大它，那都是故事。我们要带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，心中有爱，眼里有美，笔下有情，纸上有善。 人物是故事的原点。写小说一定要有人物，我写《历史的天空》，起因是一个人物——梁大牙。抗战初期，米店伙计梁大牙无家可归，是投靠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，他摇摆不定。他最初的人生目标是要征服韩秋云，因为这个女子当年不愿意嫁给他。梁大牙的目标就是，“我将来混出人样后，你再想嫁给我，我不要你了”，这就是他的目标，一种小人得志的心态。 明确了人物的性格真相，小说就好写了。在他的成长初期，只要取得一点进步，他那种小人得志的心态就会流露出来。他当小队长，看到人家穿一双新鞋，就下命令让人家脱了。“我是小队长，我都没穿新鞋，你怎么能穿？” 梁大牙这个人物，是从底层出发，在斗争中成长的。作为创作者，我的目标也是让梁大牙混出个人样，但不是像梁大牙想的那样，而是让他真正成长为一个豁达、智慧、品格高尚的将领。 曾经有朋友问我，为什么把小说中的人物“东方闻音”写“死”了？其实，东方闻音这个人物，是我为梁大牙量身定做的“磨刀石”，在梁大牙成长的几个重要时期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设计东方闻音之死的情节，是为了烘托主要人物。梁大牙这个人物出场之初，小人得志，后来在反思中进步成长，变得越来越有魄力、有威望，形象越来越丰满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需要给他“致命一击”，就是让东方闻音牺牲。 知识是故事的田园。我们写小说有各行各业的题材，创作者对所写的题材要有基本常识。我是军旅作家，我的着眼点主要是军事题材。我有连队生活体验，有战争生活体验。我的创作“根据地”有几个，一个是“两座大山”，大别山、太行山。大别山是我老家，革命根据地。写早期革命战争，我就以那个地方的历史、地理为依托。太行山是我当兵的地方，我在为秦基伟将军整理回忆录的时候，听过很多发生在太行山的抗战故事，所以写到抗日，我的视野很容易落在那里。还有“两座小山”，一座是河南的确山，我上军校的地方。另一座是“老山”，我曾战斗在老山前线。 我写的军事题材作品，大家读起来觉得专业，是因为我学过军事地形学、兵器操作和炮兵指挥等专业知识。当我写一部作品时，会首先标一幅战术和行动示意图，挂在墙上。这些知识让我非常受益，也确保了作品的品质。 对于写作者而言，任何手艺都不是多余的，任何知识都有用武之地。在我看来，就连“三大条令”都能写出小说。表面上看，规章制度非常枯燥，那种书面语、概念词汇，缺乏趣味、不形象，但是只要你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颗敏感的心，就能从它里面捕捉到文学性。比如，队列条例规定军人立正，两眼平视，下颚微收，小腹微收，这里就有形象性。队列训练，向右转、向后转、齐步走，步幅多少、步速多少，这里面就潜藏着故事。你在大街上看见一群人急匆匆赶路，有人突然喊一声“立定”，你看谁站住了，最先站住的人很有可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。这要放在战争小说、谍战小说里，不就是一个故事吗？ 三 写作者还应具备四种能力。 第一，观察力。“观”和“察”是两个字，“观”是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去感受；“察”是感悟、体会、体验。一次我回老家，在一个镇上吃饭，看到一位服务员，很特别。我问当地朋友，你们发现镇政府的食堂和其他食堂有什么区别吗？大家答不上来。对我来说有区别，因为那位服务员一直戴着口罩，楼上楼下气喘吁吁，一趟趟运菜品。其他地方的服务员，态度也很好，但是不戴口罩，没有给人留下印象。我这样讲，可能有人觉得小题大做，这个小题值得大做。一只口罩，让我看到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在乡村蔚然成风。 第二，想象力。想象力是最大的创造力，文学创作如此，科学探索也如此。曾经，我给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同学讲过一首诗：“前天放学回家，锅里放着一碗油盐饭；昨天放学回家，锅里没有了油盐饭；今天放学回家，我做了一碗油盐饭，放在妈妈的坟前。”我启发同学们思考，这首诗讲的是什么？人物关系是什么？环境是什么？把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，而不是公墓，说明可能是在农村。锅里有一碗油盐饭，说明家庭状况不是太富裕。核心事件是什么？妈妈去世了。再往前想，这个家庭以前发生了什么？他的爸爸呢，学校呢，邻居呢？前后左右产生联想，就可以写小说。 第三，鉴赏力。鉴赏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提高的，我们的审美趣味、审美能力是需要建设的。文学创作是建设的成果，我们要大量的阅读、大量的比较。 第四，记忆力。我们的记忆是一本深厚的大书，可以反复耕耘，反复播种。重温记忆，解剖记忆，擦亮记忆，重建记忆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，“我用我的前半生摆脱乡村，我用我的后半生返回乡村。”我真能回到乡村吗？不太可能，就算人回去了，乡村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乡村了。我说的是，我要让我的记忆回到乡村。 总之，搞文学创作，我认为离不开上面所讲的一二三四：一个起点，即兴趣；两个支点，阅读和体验；三个重点，情感、人物、故事；四种能力，观察力、想象力、鉴赏力、记忆力。（徐贵祥）